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7722157的博客

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上饶市作家协会理事、鹰潭市作家协会会员。在全国有影

 
 
 

日志

 
 
 
 

由明孝陵说开……——写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  

2011-05-30 14:54:3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由明孝陵说开……——写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 - 随风听歌 - 7722157的博客
        钟山,是有名的风水宝地,此话一点也不差。朱元璋的明孝陵就位于钟山主峰下的独龙阜,高度约七十米,直径达三四百米,极像一座巨大的天然坟茔。正前方为高度五十多米的梅花山,是独龙阜的“前案”。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驾崩后,就安葬于此。大约过了五百三十年,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也来到明孝陵的附近“向国民乞此一抔土”,选钟山为自己的最后归宿。

   早在三国时代,诸葛亮、刘备、孙权等人物,就将钟山视为金陵的“龙脉”所在。到了东晋,钟山以及它的余脉在百年晋史中,承载起了九位帝王的陵寝。东晋十一位帝王中,有元帝、明帝、成帝、康帝、哀帝、简文帝、孝武帝、安帝和恭帝选择了这条山脉之阳建造陵寝。据史书记载,孙权的前妻步夫人及宣明太子孙登的坟墓,也在钟山的梅花山上。这里早已是树木苍翠、芳草萋萋,孙权的前妻步夫人及宣明太子孙登的坟墓无迹可寻了。

   元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发布讨元檄文,针对蒙元的民族统治,强调华夷之辩,发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号召,展开了强大的政治舆论攻势,最终夺得了政权,为自己以“孝”治天下拉开了帷幕。辛亥革命时,孙中山也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主张。就朱元璋推翻元朝异族统治的号召和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的主张而言,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两人的思想、理念、意愿、追求是一脉相承的。因此,这两个伟人的陵寝选在钟山于情于理都是无可厚非的。

  

由明孝陵说开……——写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 - 随风听歌 - 7722157的博客

 在这里不得不提另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一代枭雄——蒋介石。一九四五年,蒋介石挟抗日战争胜利的余威,还都后登临久别八年的钟山,“甚喜钟山形胜”,遂选择明孝陵与中山陵之间的紫霞胜境,作为自己的百年后的安息之地。然而,在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枪炮声中,蒋介石慌慌张张携带着蒋家王朝的残余分子,退守到了台湾孤岛。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蒋介石病逝于台北后,至今还停柩于台湾桃源县大溪镇南面的慈湖行馆,没能实现魂归钟山的愿望。

   朱元璋决定在独龙阜建明孝陵后,有大臣提议把位于陵宫正南方的吴王坟(今梅花山)铲平,好铺设一条神道。朱元璋没同意,认为孙权是条好汉,何尝不留着给自己守门呢!因此,吴王坟便保留下来了,神道却绕了一个弯。按风水学论,梅花山是明孝陵的“近案”,岂有搬走之理。不管怎么说,别小看了这个“弯”,它作为明孝陵规制的创新与特点已载入了史册。

   可是,就有人不秤一秤自己的分量,厚颜无耻地也在这有“皇家墓园”之称的钟山选了一块墓地,与吴王坟做起了邻居。这人,就是卖国求荣的大汉奸汪精卫。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汪精卫病死在日本的名古屋后,日军将汪精卫的尸体运回南京,葬在他生前选好的梅花山。日军也确实是利令智昏、典型的愣头青和二百五,在自身难保、快要战败的情况下,还要把不齿于人类的汪精卫葬在梅花山,真可谓是不自量力。生前,汪精卫肯定没有想到,国民政府在还都南京之前,蒋介石就会命令何应钦铲平自己的坟茔。让这人人唾骂的卖国贼、大汉奸汪精卫死无葬身之处,恐怕不完全是蒋介石个人的恩怨、或公报私仇。一九四六年元月二十一日,汪精卫的坟传出几声炸药的巨响后,一切变得了灰飞烟灭了。

   《三字经》里开头第一句是“人之初,性本善。”一九0三年,汪精卫到日本留学,其间参加了同盟会,开始追随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在日本论战时,汪精卫在《民报》上陆续发表了《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一系列文章,宣传三民主义思想,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保皇谬论。《民报》的作者有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论战时,留有山羊般尖尖白胡须,穿着长袍马夹的遗老与穿着笔挺西服,打着领带的阔少动辄就火冒三丈、以死相搏、各不相让,没有了往日绅士的翩翩风度,丑陋的嘴脸暴露无遗。汪精卫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将之一,论战的文笔犀利无比,就像一把匕首,常常让对方躲闪不及,胸口血浸衣。同时,汪精卫也是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政治理念的最佳阐释者。

  

由明孝陵说开……——写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 - 随风听歌 - 7722157的博客

  孙中山在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写的发刊词中,制定了不惜诉诸暴力的三个目标,后人总结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之排满,民生主义之平均地权,民主主义之自由平等。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此起彼伏的暴动和前仆后继的暗杀活动遥相呼应。起初,汪精卫觉得暗杀只是儿戏:如果杀了几个官员就能逆转形势,推翻清朝,实现三民主义,革命不是太容易、太简单了吗?一九一0年之前的一连串起义失败后,很多同盟会的同志都感到推翻清廷已无指望,灰心沮丧的情绪正在四处扩散、八方漫延……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同盟会内部的分歧。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的矛盾由来已久,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觉得不过是画饼充饥。汪精卫受不了这种讥刺,下定决心要制造一起具有轰动效应的大案,以提振同志的信心,达到团结一致的目的。在这之前,汪精卫由于思想激进,倾向于暴力,在东京主编《民报》时就被清廷视作为潜在的乱党。

   荆轲刺秦的故事发生于公元前227年。汪精卫从瞧不起暗杀到亲自充当暗杀的急先锋,是与当时萧条、低迷的革命形势有很大的关联。汪精卫首选暗杀的对象是庆亲王奕劻,因为难以接近,又改作贝勒载洵和载涛,由于戒备森严,还是无法下手,最后才锁定了在吴樾暗杀行动中幸免于死的载沣。事前,汪精卫义无反顾地做好了和载沣同归于尽的思想准备,大有一副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慷慨风范。一九一0年三月,汪精卫和喻培伦等人踏勘了多日,决定将一颗大号炸弹安装在银锭桥下。当晚,由于提着灯笼巡防的人员内急要上厕所,发现银锭桥下有一堆挖掘出的新土,于是就急急忙忙报了官。因此,一起精心策划的惊天暗杀,仅仅因为这无厘头的原因,提前败露了。案发后,汪精卫身陷囹圄,直到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起义后,在袁世凯的帮助下才走出牢笼。

   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间,孙中山筹备改组中国国民党,汪精卫竟违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坚决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一起共谋民族兴盛之大事。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病危之时,非常信任汪精卫这个忠实信徒,嘱咐其代为自己起草遗嘱。孙中山病逝后,广东政府于七月进行了改组,汪精卫被推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精卫也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无情地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一九三0年,汪精卫渐渐地预感到政治的天平倾向了自己这一边,便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共同举起了倒蒋的大旗。由于低估了蒋介石的政治智慧、或者是狡诈,汪精卫不得不夹着尾巴灰溜溜地潜逃到了香港。潜逃到了香港,汪精卫还是不死心,一九三一年又纠合各派反蒋势力,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各党派共同抗日的情况下,汪精卫和蒋介石不得不再次合作,但狗咬狗般的明争暗斗一直没有停止。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至六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中央委员正在合影时,爱国军人孙凤鸣高呼着“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向正在转身的汪精卫连发三枪,一弹射进左眼外角下颧骨,一弹从后贯通左臂,一弹从后背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事后经调查,刺杀活动是由上海暗杀大王王亚樵精心策划的,本意是要暗杀蒋介石。不想,汪精卫却稀里糊涂地当了一回替死鬼。

   经抢救,汪精卫总算保住了性命,脸上和手臂上的子弹也都取出了,可背部伤势较重,弹头夹在第六、七胸脊柱骨间,并伤及脊椎骨,虽经日方军医努力取出,但对病情还是无济于事。可以这么说,这颗子弹就是汪精卫的“死亡通知书”。

   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与汪精卫较量了几个回合后,早已摸清了对方的底细,无视汪精卫的国民政府主席和军委主席地位,没有打招呼,就先斩后奏,利用“中山舰事件”进行反共。这时,汪精卫意识到:“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委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了吗?”一股岌岌可危的恐惧像蚂蚁一样啃着那颗快要失血的心。第二天,汪精卫请求朱培德、李济深扣留蒋介石,昔日的盟友惟恐避之不及,以种种不靠谱的理由,坚决予以婉拒,毫不迟疑地站在了蒋介石一边。蒋介石和汪精卫这两只“大公鸡”几个回合下来后,汪精卫垂头丧气地自嘲道:“责己不责人,所以引咎辞职”,无奈之际,不得不以“迁地就医”为名灰溜溜地秘密离开广州。

   一九三八年七月,日本当局决定诱降汪精卫,往来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十二月十九日,汪精卫率陈璧君、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十余人乘飞机逃离昆明,飞抵越南河内,厚颜无耻地公开投降了日本当局。十天后,汪精卫在香港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日本当局“和谈”。第二天,汪精卫又建议日本当局对重庆实施强力轰炸,威逼蒋介石就范。因此,蒋介石不顾风度,一股劲地直骂“娘希匹”……一九三九年元旦,咬牙切齿地下达了暗杀汪精卫的命令。由于种种原因,汪精卫屡次逃过了劫难。也因此,孙中山生前这对忠实的追随者、忠实的信徒,在政治的轨道上永远不可能相交了。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前,日本当局发出旨在灭亡中国的第三次“近卫声明”。对此,蒋介石一针见血地怒斥道:“骨子里实在是暗藏着机械利刃,这是敌人整个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亡我整个国家、灭我整个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汪精卫做贼心虚,在电文中申辩道:“第一为善邻友好”,“第二为共同防共”,“第三为经济提携”。汪精卫最后还说:“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

   对于汪精卫光有话语没有实际行动的拖沓作风,日本当局表现出相当不满,几乎失去了耐心。一九三九年五月,汪精卫亲率一些作恶多端的汉奸、卖国贼径直飞往日本,直接与日本当局进行卖国交易。谈判一开始,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赤裸裸地奚落汪精卫:“我以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到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的把握,如果能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实为荣幸。”回到国内,汪精卫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反共睦邻”的基本政策。当年十二月,又与日本特务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以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日本当局支持其在一九四0年三月成立伪政权。

   早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之际,日本当局抛出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闻讯后,汪精卫欣喜若狂,迫不及待地顺着日本当局伸过来的竹竿就爬,极尽谄媚发表了《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他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地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 八年抗战正是考验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韧性的时候,作为国民政府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汪精卫却悲观绝望,头也不回地走向了出卖国家、出卖灵魂之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精卫的伪南京国民政府和伪满洲国之间的“外交”活动更加频繁、勾结更加紧密。为了多争得日本当局手中的一杯羹,汪精卫、周佛海、张景惠等大汉奸们纷纷粉墨登场,大张旗鼓地上演“外交”丑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东亚圣战”、“建立大东亚共同繁荣圈”摇旗呐喊、大造声势。汪精卫降日投敌,建立傀儡政权后,处处以所谓“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合作、文化沟通”的“东亚联盟”四大纲领,作为粉饰其卖国投敌行径的理论依据,妄图作为抵挡世人唾骂的挡箭牌,并以此卖国理论作为毒化的奴役沦陷区民众,瓦解抗日阵营的思想武器。一九四二年三月元日,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大汉奸汪精卫为伪满洲国出笼十周年发表演说,他宣称:“友邦日本对英美宣战后,中国政府声明与日本同甘共苦,满洲帝国政府也声明与日本同心协力,这是东亚轴心向全世界发扬的共同精神。”他还祝贺“满洲帝国皇帝陛下福体康宁,满洲帝国国运昌隆,反共轴心作战完成最后胜利。”汪精卫死心塌做日本人的走狗。这种没有廉耻、不要颜面效忠于主子的奴才嘴脸,注定是要遗臭万年的。

   一九四二年五月七日,汪精卫到伪满洲国首都新京进行访问。八日上午,汪精卫等人前往伪皇宫与溥仪会谈。由此可见,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和伪满洲国之所以共同上演一出出“外交”丑剧,既是为了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需要,同时也是出于他们本身苟延残喘的需要。特别是两个汉奸傀儡政权在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出笼后,一直不被国际社会所承认,处于可悲的孤立的阴影之下……所以才不得不通过上演这样的丑剧来制造舆论,掩饰其颓丧的情绪,摆脱其内外交困的窘境。

   一九四二年,汪精卫的伪满洲国之行,就其个人来说,是十分不愿意去的,但又不得不去,因为这是日本主子之命。而溥仪对汪精卫来说,伪满洲国也是很伤脑筋的,但为了给主子面子,还是在勤民殿召见了他,并赐宴招待。显然,这是日本主子导演、奴才们高唱“大东亚共荣圈”、“东亚民族之团结”的所谓“亲善访问”的一出丑剧。看来,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不然的话,两个傀儡“皇帝”怎么会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呢!

   汪精卫死无全尸、溥仪成了苏军的俘虏。历史就是这样,总是无情地嘲弄和讽刺着那些站在民族、站在国家、站在人民对立面的跳梁小丑。

  评论这张
 
阅读(273)| 评论(21)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